小说123

第28章（第1页）

[1]《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》，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2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72年版，第6页。

[2]印光任、张汝霖合撰：《澳门记略》上卷《官守篇》第42页。

[3]数字参见邓之诚著：《中华二千年史》卷五，上册《明初海上交通诸国简表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版，第85～91页。

[4]《粤海关志》卷二十五，《行商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（八&iddot;史部&iddot;政书类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版，第150页。

[5]此说以近人梁嘉彬为代表，见梁著《十三洋行考》：《序篇》。

[6]此说以今人彭泽益为代表，见彭著《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》，《历史研究》1957年第1期。

[7]见嘉庆五年粤海关监督佶山奏折，《粤海关志》卷二十五，《行商》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（八&iddot;史部&iddot;政书类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版，第155页。

[8]见闽浙总督杨应琚奏折，《清实录》乾隆朝，卷五四九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一五册，第1010页。

[9]见嘉庆五年粤海关监督佶山奏折，《粤海关志》卷二十五，《行商》，载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（八&iddot;史部&iddot;政书类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版，第155页。

[10]【美】w&iddot;c&iddot;亨德著、冯树铁译《广州番鬼录》，第26页，《广州史志丛书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版。

[11]同上书，第27页。

[12]【美】w&iddot;c&iddot;亨德著、林树惠译《旧中国杂记》。《鸦片战争》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）第1册，第246页。

[13]总商，是组成公行的行商首领，由粤海关监督从行商中指派，报部存案。无论总商或公行商人，都可捐纳官职。这样，他们在和洋人的交往中，更加重了&ldo;官&rdo;的意义。

[14]道光九年海关监督廷隆奏折：《粤海关志》卷二十五，《行商》，载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（八&iddot;史部&iddot;政书类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版，第159页。

[15]道光九年海关监督廷隆奏折：《粤海关志》卷二十五，《行商》，载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（八&iddot;史部&iddot;政书类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版，第159页。

[16]道光九年海关监督廷隆奏折：《粤海关志》卷二十五，《行商》，载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（八&iddot;史部&iddot;政书类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版，第159页。

[17]道光十七年两广总督邓廷桢、粤海关监督文祥会奏，《粤海关志》卷二十五，《行商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（八&iddot;史部&iddot;政书类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版，第160页。

[18]嘉庆五年粤海关监督佶山奏折，《粤海关志》卷二十五，《行商》，载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（八&iddot;史部&iddot;政书类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版，第155页。

[19]《史料旬刊》，第9期，第307页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，2008年版，第649页。

[20]萧令裕《英吉利记》，转引自《鸦片战争》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）第1册，第23页。

[21]《史料旬刊》，第9期，第307页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，2008年，第650页。

[22]李侍尧：《防范外夷规条》，《史料旬刊》第9期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，2008年，第651、652页。以下引文均出自此处，不再另注。

[23]公行商人向洋商借资营利的事，早在18世纪70年代就已发生。到19世纪30年代，行商每年向外商的借款通常超过300万元。借款的利息一般在月息1．5％左右。参见【美】张馨保：《林钦差与鸦片战争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版，第15页。

[24]以上《防范夷人章程》八条内容，已综合部议条文。章程原奏及部议原文，参见《粤海关志》卷二十九，《夷商》，载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（八&iddot;史部&iddot;政书类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版，第218～222页。

[25]八条具体内容，参见《粤海关志》卷二十九，《夷商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（八&iddot;史部&iddot;政书类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版，第223～226页，但《粤海关志》误将彭年作中祥。

第三章西方的敲门行径

东印度公司澳门商馆旧照

3-1英国：敲门的急先锋

中国对西方紧紧地关上了大门。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，则千方百计地想打开这扇大门，把双脚踏进这片垂涎已久的神秘土地。

一个关门，一个敲门，冲突就不可避免。

就中国一方来说，关门既是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和蔑视，又是保持天朝与世隔绝的手段，不让&ldo;外夷&rdo;踏进国门一步，就是维护住了天朝体制；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说，敲开中国的大门，把中国变为第二个印度，这是扩张殖民地，获取国际市场的需要，为达到这一目的，可以不惜采取一切手段。

英国是西方敲门行动的带头羊，而英属东印度公司则是它的急先锋。

早在乾隆二十五年，即清王朝闭关的第三年，也是广州组成公行的当年，东印度公司就充当了反对公行垄断对外贸易的敲门者角色。这一年六月，英国、荷兰等国的商船驶抵广东，当它们了解到中国政府这一新措施之后，属于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货主即伙同别国商人发表申明：&ldo;必须照旧任由各行店交易，方肯起货&rdo;。[1]拖至八月，在粤海关监督半是劝导、半是利诱之下，方肯开进省河卸货贸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