午夜临近时,父亲带领我们下楼走到博克瑟哈特大街上。父亲虽然不是政治活动积极分子,但为了表示坚定,他加入了穆斯林团体国家警卫队。那天晚上,他自豪地穿上了他的警卫制服,还戴上了那很有特征的“真纳帽”。我们甚至带上了两个小弟弟,两岁的易卜拉辛和小婴儿图努(tunu)。12点正,电闸被关上,整个城市陷入黑暗之中。在光明重回的下一刻,我们已经是一个新的国家了。高昂的口号声“巴基斯坦万岁!巴基斯坦万岁!”响彻吉大港大街小巷的所有角落。当时我七岁,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血脉中冲动着的民族自豪感。那令人陶醉。
在莫姆塔兹、萨拉姆、我、易卜拉辛和图努之后,母亲又生了四个孩子:阿尤布(ayub),阿扎姆(aza),贾汗吉尔(jahangir)和莫因努(ou)。但到我九岁时,我热爱的母亲开始常常无缘无故地烦躁,行为举止也变得越来越不正常。在她比较安静的时候,她会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。她会一连几小时地祈祷,读同一页书,或是反复不停地背同一首诗。躁动起来,她就大声地用粗俗的话骂人。有时她会肆意辱骂邻居、朋友,或是家人,但另一些时候,她会大声斥骂政客们,甚至是一些死去已久的人。有时她会在头脑里反击那些假想敌,毫无警示地暴烈起来。她经常在夜里突然喊叫,拳打脚踢,我就得帮助父亲按住她,或是努力护住我年幼的弟妹们免受伤害。这样的危机之后,她经常会重新变回到我们所记得的那个甜美温柔的母亲,给我们尽可能多的爱,照顾幼小的孩子们。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复原。随着病情恶化,她渐渐不能了解我们上学的情况了。
父亲为治愈母亲竭尽了全力,花钱给她做全国最先进的医学检测。我的外祖母和两个姨妈都有精神病,我们推测她的病一定也是遗传的,但是没有医生能做出确诊。绝望之下,父亲转向了诸如鸦片治疗、咒语,甚至是催眠之类的异端偏方。对于这些疗法母亲从不配合,无论如何,这些方法一无收效。
倒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发现那些疗法很有意思。看到一个著名的心理医生对母亲实施催眠提示之后,我们就彼此进行自己的催眠试验。我们还发明了用某种幽默来对待她的病情。“天气预报如何?”在我们想预见母亲在随后几小时的情绪时,就彼此这样发问。为了避免激起新的发作,我们给家里的每个人都配上了代号:2号,4号等等。我弟弟易卜拉辛甚至写了个滑稽短剧,剧中,他称我们家是一个电台,母亲总是在“播音”,她以各种情绪来广播她的布道,还有“伴舞”。
父亲一直是照亮着这令人悲伤时期的光芒。他优雅坚毅地适应着这一人生变局,在母亲的疾病持续的三十三年间,他以所有可能的方式,在各种情况下,照顾着她。他努力做得就像一切如常,好像她仍是1930年的那个索非亚·卡图恩,当时他只有22岁。直到母亲1982年去世,在他们结婚的五十二年间,他始终对她忠诚不渝,恩爱如初。
虽然父亲并不介意在我们的教育和旅行上花钱,但是他持家简朴,给我们的零花钱很少。上高中时,由于在吉大港地区的竞争奖学金考试中获胜,我每月能得到一点津贴,于是我有了一些零花钱,但从来就不够花。我从父亲的零钱抽屉里补足我短缺的部分,这件事父亲根本就没有察觉。除去对书与杂志的兴趣以外,萨拉姆和我还养成了看电影和在外面吃东西的毛病。我们对口味并不讲究。我最喜欢“马铃薯块”,就是一块烤马铃薯塞入煎洋葱,再撒上醋。萨拉姆和我在离家不远的街拐角处那个简陋的茶摊上,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吃这些东西。对于这些外出活动,父亲从不知情。
萨拉姆和我买的第一架照相机是一个简单的盒式相机,我们走到哪儿都带着它。我们像专业人员一样计划并研究我们的题材:人像,街景,住宅,静物。我们在摄影方面的同谋是邻里一个名为“神奇之家摄影室”的照相馆主人。他允许我们用他的暗房,将我们的黑白胶卷冲印出来。我们努力想获得一些特殊效果,甚至给我们的照片上了色。
穷人的银行家我对绘画产生了很大兴趣,并跟一个商业画家学徒,我管他叫尤斯塔德(tad),或是“古儒”(guru,泰斗)。在家里,我把我的画架、画布和彩笔都小心安置好,以便在听到父亲回来的动静时很快就能把它们藏起来。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,父亲不相信复制人体形象这类的事。家里一些爱艺术的叔叔姑姑成了我的同谋,帮助和鼓励我。
作为这些癖好的副产品,萨拉姆和我对图形设计也产生了兴趣。我们还开始集邮,并说服邻里的一个店主,允许我们在他的店铺前展示我们的邮票箱。我们经常与两个叔叔一起去电影院看印度和好莱坞的电影,唱那些当时很流行的浪漫歌曲。
吉大港教会学校比我的小学要都市化得多。我的同学大多是从各地调任来的政府官员的儿子,这个学校提供的是全国最好的教育。但特别吸引我的是童子军规划,童子军队部成了我常去的地方。我和其他学校的男孩子们一起,参加训练,游戏,艺术活动,讨论,在乡间徒步旅行,各种各样的节目和许多的集会。在“挣钱周”里,我们叫卖货物,擦皮鞋,在茶摊上作伙计,以募集钱款。除乐趣以外,童子军活动还教会了我,要有同情心,要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,并且珍视我的同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