韦齐休《云南行记》二卷,长庆三年从韦审规使云南,记往来道里及见闻。《序》谓云南所以能为唐患者,以开道越嶲耳。若自黎州之南清溪关外,尽斥弃之,疆场可以无虞,不然忧未艾也。及唐之亡,祸果由此。本朝弃嶲州不守,而蜀无边患。以此论之,则齐休之言,可不谓善哉!
韦审规名见《新唐书&iddot;宰相世系表》,为韦氏平齐公房韦淡之子,寿州刺史,元和姓纂则谓系韦渐子。穆宗长庆元年,以段文昌为西川节度使。《白氏长庆集》卷卅二有《韦审规可西川节度副使制》,制文有&ot;命文昌为帅长,俾镇抚焉。次命审规为上介,俾左右焉&ot;之辞,是韦审规也于长庆元年受命为西川节度副使。段文昌的西川节度使,只做到长庆三年。长庆三年十月,就以杜元颍除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。所以段文昌的去职,当在十月以前,而审规当也连同调任。审规出使云南,见《新唐书&iddot;南蛮传》,《南蛮传》说:
元和三年异牟寻死……子寻阁劝立。……明年死,子劝龙晟立。……十一年为弄栋节度王嵯巅所杀,立其弟劝利。……长庆三年始赐印。是岁死,弟丰祐立。丰祐敢,善用其下,慕中国,不肯连父名。穆宗使京兆少尹韦审规持节临册。丰祐遣洪成酋、赵龙些、杨定奇入谢天子。
劝利死,丰祐立,据《通鉴&iddot;唐纪》穆宗长庆三年秋七月条:
南诏劝利卒,国人请立其弟丰祐。
这一条的《考异》说:
《实录》九月辛酉南诏王立佺进其国信。岁末又云南诏请立蒙劝利之弟丰祐,云立佺者盖误也。今从《新传》。
《旧唐书&iddot;穆宗纪》载有长庆三年秋九月&ot;南诏王丘佺进金碧文丝十有六品&ot;一事。《旧唐书》丘佺即《实录》之立佺,都是《新书》弄栋节度王嵯巅的同名异译。册府元龟九六五《外臣部》封册又有一段纪载说:
(长庆)三年九月,南诏遣使朝贡。以京兆少尹韦审规为册立南诏使。
现在把新旧《唐书》、《册府元龟》、《通鉴》等书的纪载综合起来看,大约是这样:审规当是于西川节度副使去任之后,就调授京兆少尹,时间或在长庆三年七月,丰祐继位,于九月遣使入告,要求册封,并献金碧文丝十六品。唐朝以审规曾为西川节度副使,故派他为册立南诏使,到云南去册立丰祐;其南行时间,应在长庆三年九、十月以后。洪成酋诸人,则是韦审规到云南册封蒇事,随同入唐谢恩的南诏使节,与七月九月两次,盖属另外一事也。
韦齐休,不见世系表姓纂诸书。《太平广记》三四八韦齐休条引《河东记志》云:
韦齐休擢进士第,累官至员外郎,为王?91;浙西团练副使,太和八年卒于润州之官舍云云。
此韦齐休与随韦审规使云南者姓名相同,时次亦不相先后,疑即一人,唯事迹别无可考。其所著《云南行记》二卷,宋以后即不传。《宋史&iddot;艺文志》著录此书,齐休作齐沐,齐又作济。《御览》引《云南记》共二十三条,其九一九卷鹅,九二四卷鹇,九七四卷甘蔗,所引云南记都提到韦齐休,今抄示这三条如次:
第45节:三韦齐休云南行记(2)
韦齐休使云南,屯城驿西墙外有大池斗门,垂柳夹阴,池中鹅鸭甚众。(九一九)
韦齐休使至云南,其国馈白鹇,皆生致之。(九二四)
唐韦齐休聘云南,会川都督刘宽使使致甘蔗。蔗节希似竹许,削去后亦有甜味。(九七四)
这应该都是韦齐休的《云南行记》,所以纪载他自己的见闻。《御览》九三七嘉鱼条引《云南记》,纪雅州丙穴嘉鱼;八六七茶条引《云南记》,纪名山县蒙山茶;八三九稻条引《云南记》,纪雅州荣经县稻;九四二蛤条引《云南记》,纪新安蛮妇人;九八○芦菔条引《云南记》,纪嶲州界产诸葛菜;九五八柘条引《云南记》,九七四甘蔗条引《云南记》,皆及会川;九七三余甘条引《云南记》,又及泸水南岸有余甘子。以上所纪地名,有雅州、名山、荣经、新安、嶲州、会川,用樊绰《蛮书》卷一《云南界内途程》篇中所纪自成都至云南蛮王府路程来对校,《御览》引《云南记》中的地名,都在这一条路上。《蛮书》卷二过泸水渡绳桥一句下有注云,&ot;云南行记云渠桑驿&ot;。由此可以推知《云南记》的作者入云南,一定是取的清溪关路,所以能纪载沿途见闻,经过地方,和《蛮书》清溪关路一样。袁滋入云南,走的是从石门外出鲁望、昆川,即石门道,亦即秦汉间的五尺道,与《御览》引《云南记》不同。《御览》引《云南记》,有三条已著明韦齐休姓名,故其书之为韦齐休的《云南行记》,而非袁滋书,大概可以无疑。韦齐休书,除《御览》引《云南记》二十三条即齐休《云南行记》外,《蛮书》卷二过泸水渡绳桥句下本注引一条,卷五六第五标题下本注亦记韦齐休《云南行记》有十。又《御览》九二四鹦鹉条引《云南行记》两条,一及瞿笨馆,一及新安城路,瞿笨馆无可考,新安城路则仍然在清溪关路上,所以这两条也应该就是韦齐休的书。何以《御览》引一书而析为二名,则不得而知。
综合以上所述,加上《郡斋读书志》引的序文大略,韦齐休的《云南行记》所可考者如此而已。